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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维迎万字长文反思经济学:目前主流经济学在丑化市场 发布时间:2018-02-11  来源:未知  作者:中国钢铁企业网   【字号: 】    

  我今天讲的问题是“反思经济学”。也就是说,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(主流经济学)提出一些批评。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。过去的一个批评是,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,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,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,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,不成立。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,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,而是丑化了市场。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。用了这些假设,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,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。

  打个比方,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,一个画家给她画画,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,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,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。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。有一些人认为,尽管不完全像,但大体上是对的,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,嘴巴在鼻子下面。然后,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,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,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。这是谁做的事情?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,像米尔顿·弗里德曼这些人,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

 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。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,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,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,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,结果越整越丑,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。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(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)做的事情。他们认为,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,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,所以政府必须干预。

 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:既然这幅画很不像,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?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。

  1经济学的本来面目

  几年前,世界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。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,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,席卷全球。危机发生后,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,甚至说,2009年以后将是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,尽管是开玩笑,还是反映了重要问题。政府干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,其政策依据来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。

  回顾历史,上世纪30年代,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一场大争论: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没有可能?以米塞斯、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,即所谓的奥地利学派,认为不可行,因为它没有办法解决经济核算问题;但是以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方,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,而且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证明了它能够解决计算问题。许多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争论中站在兰格一边,而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这一边。包括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,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里,也认为,从理论上讲,兰格是对的。

 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:教科书里的主流经济学,本来是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发展出来,为什么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?

  在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的著作中,经济学是研究发展和变化的。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框架里面,不研究经济发展和变化,而是研究市场怎么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。问题或许就出在这里。

  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全名是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”,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,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。要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,亚当·斯密的增长模型是最有用的。

  亚当·斯密认为,经济的发展,人民生活的提高,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,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。劳动生产率提高靠什么?靠分工。分工后,劳动熟练程度会提高;人们转移工序的时间减少;每个人只做每一件事,容易改进技术,发明新机器。分工受到什么影响呢?亚当·斯密特别强调了市场和市场规模。没有市场,每个人只能自给自足,分工是不可能的。进一步,劳动分工的深度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。市场规模越大,分工越细;分工越细,技术进步越快;技术进步越快,财富的增长越快;增加的财富反过来又扩大市场规模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。

  这就是亚当·斯密的基本理论框架,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全球化导致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大发展,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如此之快。由于有全球市场,中国企业可以做更细的分工,每一件产品都可以大规模生产。比如可乐吸管,义乌一家企业供应世界的70%,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亚当·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,一个是分工理论,一个是市场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。但是非常遗憾,自《国富论》发表100多年后,经济学就开始慢慢走得有些偏。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,主流理论放弃了亚当·斯密研究的发展、分工、技术进步,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。这样一种模式,简单地定义为新古典经济学,也就是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。这个模板出了问题,则在它上面所做的研究都是扭曲的。

  2主流经济学的谬误

 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,也叫新古典经济学,按数学语言讲,核心内容就是求解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;即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,市场交易能够实现资源最优配置,使社会福利最大化。但是,这个结论依赖于很多假设,这些假设主要包括:

  首先,每个人是同等且完全理性的。完全理性在亚当·斯密那里是没有的,亚当·斯密只认为人干事是有目的的,他没有假定人有很高的计算能力。到马歇尔开始,认为人会深思熟虑。最后发展到现在的理性预期学派,认为普通人的计算能力相当于计算机。

  其次,经济活动没有外部性——意思是你做任何事,后果全部由你承担,不影响他人。

  第三,技术、资源、偏好是已知的。这个社会有什么可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,企业在可用的、可知的技术中作选择。

  第四,规模报酬是递减的,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。这和亚当·斯密的分工理论是冲突的,因为分工专业化会带来技术进步,带来规模报酬递增。

  第五,信息是完全的、对称的;信息是所有人共享的。

  第六,竞争是充分的、完全的。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个小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,每个人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,在给定的价格下决定卖多少、买多少,而不能影响市场价格。

  最后,所有的变化都是外生的。

  在这样的条件下,根据最优化方法,证明了市场在帕累托意义上有效。也就是说,在这个状态下,除非有人受损,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得到好处。在这个过程中,亚当·斯密最关心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被抛弃了,只剩下均衡以及实现均衡的条件。

  因为市场的有效性是在这些假设上证明的,而在现实中,几乎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不满足,所以,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市场会失灵,只有通过政府干预,才能恢复市场的有效性。这样,本来要证明“看不见的手”有效性的理论,变成了反市场的理论。

  具体来讲,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,主要有几个理由:

  第一,外部性。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。如果有外部性(公共产品是也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一种),市场就失灵了。第二,垄断。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,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——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,市场就会失灵,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。第三,信息不对称。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,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,所以市场会失灵,需要政府干预。

  但以上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!

  3外部性:政府要给靓女补贴?

  外部性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来的,他想协调一个问题,即技术进步和“看不见的手”之间的分裂。在亚当·斯密的著作里,一方面是分工、专业化导致技术进步,因此有规模经济;另一方面是市场的自我调节。马歇尔认为,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可以同时存在,但需要用外部性概念来协调。

  马歇尔的接班人叫庇古,在这个概念基础上提出政府干预的理论。他在1920年出版的《福利经济学》一书中指出,在经济活动中,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需付出代价的损失,就是外部不经济。这时,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,依靠市场不能解决这种扭曲,必须通过政府干预解决。类似地,如果厂家不能获得自己产品的所有边际价值,就存在正的外部经济,市场竞争也不能达到社会最优。这样,一个产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经济,政府应该征税;如果存在正的外部经济,政府应该补贴。通过税收或补贴,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,帮助实现帕累托效率。

  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部性,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根据外部性理论,如果没有政府补助,听任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,技术进步就会太慢。

  但这一推论与现实不符。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?是技术进步。十九世纪前,人类技术进步的速度不超过0.05%,意味着每15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。但是过去200年,技术进步率达到1.5%,是过去的30倍,意味着每50年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。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,技术进步才如此快速。

  因此,没有理由说,由于技术进步有外部性,所以如果没有政府补贴,技术进步就不会出现。外部性理论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贡献说成是市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,真是荒唐之至。

  有外部性是不是一定需要政府干预?不一定。打个比方,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,有正外部性,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。按新古典理论,经济学家会告诉你,由于有外部性,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,所以政府应该该补贴她。这很荒唐。现实中可以看到,没有政府补贴化妆品,女孩子们都打扮得很漂亮,甚至有些过度。不能因为理论上认定个人边际收益不等于社会边际收益,就导出政府应该干预市场的结论。

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都认为,外部性问题,包括环境污染问题,本质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。政府要做的是界定产权。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,我们只能用市场的办法才能解决它。经验也表明,世界上搞计划经济的国家环境破坏都比较严重,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污染相对比较少一些。气候交易未来可能是很重要的市场。

  所以说,外部性不一定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。

  4反垄断法反对的,恰恰是竞争本身

  垄断这个概念在英文里出现,最初特指政府赋予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特权,例如国王特许东印度公司经营东印度的贸易航线,其他企业不准与其竞争,这就叫垄断。所以说,一开始垄断的名声就不太好。

  后来,经济学家把垄断沿用到市场结构分析中。比如,因为有规模经济,先进入的企业可以占很大的市场,就会形成完全垄断或者寡头垄断,而如果每个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,对价格没有影响力,就叫完全竞争。按主流经济学理论,市场有效性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。现实中,完全竞争难以达到,所以需要政府反垄断。美国很早就有反托拉斯法,中国2007年也通过了自己的反垄断法。

  关于反垄断的理论基础,微观经济学是这么说的:一个垄断者,价格需求曲线不是水平的,而是倾斜的。那意味着你有市场影响力,不是价格接受者,而是价格制定者。根据企业最优决策法则,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。现在,由于你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,边际收益小于价格,导致价格高于边际成本,由此产生了效率损失,所以要反垄断措施纠正。例如美国政府曾起诉微软垄断,要拆分它;对一些大企业如美铝、IBM等等,美国政府都做过反垄断制裁。

  对照现实,这是很奇怪的逻辑。因为真正的市场,面临的是有没有这种产品的区别,而不是假定已经有这种产品的情况下,怎么定价的问题。比方说,微软作为软件企业,它的产品价格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。在微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,你要他按照边际成本定价,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。

  在新古典理论里,价格是外部给企业的一个参数,必须接受它,这样才叫完全竞争。但在现实中,价格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。好比企业做广告,就是培养消费者对产品的忠诚度或传递有关产品的信息,使需求曲线更倾斜一点;还有价格歧视,同一产品对不同的人要价不同,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。按照反垄断的逻辑,这也是不允许的。但这些都是企业竞争的基本手段。可以说,反垄断法反对的,恰恰是市场竞争本身。

  对反垄断法的实际效果,经济学家Armentanono在197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,没有案例能够支持它。简单地说,企业合并之后,价格普遍降低了;反过来,政府强令拆分的,价格普遍提高了。这是什么原因?因为企业合并后,提高了效率,节约了成本,这个节约的成本一部分可以让利给消费者。所以反垄断法对消费者不一定有好处。

  新古典理论的“完全竞争”,其实是没有竞争。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说得很清楚,如果每个企业都是“完全竞争者”,没有利润,没有资金从事研发,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。企业之所以搞研发,就是希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产品或专利,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。企业开发新产品,申请专利,采取特殊的定价策略,广告策略,并购投资等等,都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。

  垄断要反,但应该反的是政府用强力施加的垄断,即政府只允许一部分人经营、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政策,而不是市场上自发形成的高占有率。历史上看,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持续统治市场。不管是微软,还是英特尔,如果不能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要,或者定价太高,早晚会垮台。IBM原来很牛气,后来被戴尔、惠普打倒了。微软占软件平台70%、80%的份额,但是它不敢松懈,就像比尔·盖茨讲的,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。这就是竞争的压力。竞争程度不能按市场上有多少个企业衡量,而要看有没有自由准入。

  如果有企业采取侵犯别人权利的办法去竞争,政府一定要管。但这是产权的保护问题,与反垄断无关,采取这种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是很小的企业。在这个前提之下,不要限制企业的规模,也不要认为企业数量越多,竞布电影恐怖片争越激烈。衡量垄断的唯一标准是有没有政府的政策保护,与企业大小无关。

  回头看反垄断法的后果是什么?很可能变成落后企业反对先进企业的工具。有些企业竞争不过别人了,就起诉别人。像现在,任何两个企业并购都要由商务部批准——例如生产电饭煲企业并购还要商务部批准,是很荒唐的。

  5信息不对称问题:市场是一双隐形的眼睛

 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、完全的。一个推论就是,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,就需要政府去监管企业。“非对称信息将导致市场失灵甚至消失”,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罗夫的“旧车市场”理论,食品安全检查,药监局,馒头办公室等等,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。

  听起来蛮有道理。牛奶有三聚氰胺,消费者怎么知道呢?如果政府不管,我们不都喝了有毒的奶吗?

 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低估了市场的力量。新古典经济学只知道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,没有看到市场还是一双隐性的眼睛——声誉机制。长期看,市场竞争生存下来的企业,都是声誉良好的企业,欺骗无知的人并不是最好的竞争策略。企业有积极性提供信息,消费者也有积极性获取信息。从这个角度看,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矛盾,比如依据反垄断理论,企业做广告会增强市场支配力量,属于垄断行为,但另一方面,它向消费者介绍产品,树立品牌,恰恰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手段。

  在很多情况下,是政府干预导致了市场信誉机制的失灵。简单地说,如果什么都要政府审批,企业不会在乎自己的声誉好坏。在市场竞争中,企业要讨好消费者,但是,如果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、能不能卖这个产品由政府说了算的话,企业就会去讨好政府官员。讨好政府官员比讨好消费者更容易,因为消费者很多,政府官员是少数人。

  打个比方,卖房子时,如果要讨好消费者,200套房子要讨好200个家庭,平均每个家庭三到四个人,你要讨好七八百人。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审批的话,一个处长,你只要保证送上三套房子就行了。由此不难理解:政府部门获得审批的权力,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,往往是腐败机会的滋生。事实上,许多政府审批名为规范市场,实为官员寻租。

  6市场与企业的关系:不要反感大企业

  现实中,没有完全竞争,信息也不对称,市场如何运作?超市里卖的矿泉水,消费者不认识它的企业老板,更不认识它的员工,为什么敢喝?如果把它的商标去掉,你还敢喝吗?相信大部分人不敢。原因在于,企业是一个声誉机制,承载着一系列连带责任。有了连带责任,才能建立信任。简单来说,某组织有一个名字,这个组织的人之间就存在连带责任。没有名字,就没有连带责任。

  如果按主流经济学的定义,完全竞争的市场由无数个原子式的小企业组成。但在这样的市场上,信任是建立不起来的。每个人一个名字大家记不住,所有人都叫一个名字也不行。所以,在多数行业中,最后往往形成几个大品牌,这样消费者可以记住它们,相信它们。因此,我们不要反感大企业。没有它们,市场经济不可能有效运行。

  在企业内部,承担连带责任更精细。简单地说,什么叫老板?就是对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的人。假如你是一个餐馆老板,你的员工菜没洗干净,客人吃了拉肚子,谁负责?是你。你不能说我不在场,我不负责。作为老板,你不仅要对所有员工的过错承担责任,还要对上游供应链上的厂家承担连带责任。譬如一个牛奶企业,奶源不是你生产,饲料不是你生产,但是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,不论是谁加进去的,你都要承担责任。有能力承担这种连带责任的,就是品牌企业。一个企业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,就有多大的利润空间。如果你没有能力为他人承担责任,就做个体户,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,当然也不可能赚大钱。

  从这个角度理解,一个行业只有几家大企业不是坏事。亚当·斯密反感大企业,他曾提到,大企业老板们凑在一块肯定是想坑害消费者。实际上,没有大企业,就不可能有大范围的市场。科斯把企业理解为市场的替代物,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太高,需要企业替代市场,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。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,而是市场本身的运行方式。正是企业的存在,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。如果没有企业,信任关系建立不起来,我们就不会买牛奶喝。自己养奶牛太贵,就不喝牛奶,喝稀饭——这就是自给自足,不存在市场了。

  因为信息不对称,要求政府干预,或者针对大企业制订反垄断法,都是不合理的。市场中,由于存在声誉机制,使我们可以跟陌生人合作,交易各种各样的产品。企业的品牌和市场的信任在此过程中建立起来。因为这个原因,人为地限制企业规模是不对的,那其实是在破坏市场秩序,破坏市场的有效性。

  7埋葬凯恩斯主义

  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,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。人们接受它,首先是因为无知——就是说,由于人的本性使然,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肤浅。第二是利益问题,有了这个理论,一些人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投资,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通货膨胀。

  现在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“三架马车”理论,颠覆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。它认为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净出口。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;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,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;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。根据这个概念,要想增加GDP,或者靠增加消费,或者靠增加投资,或者靠增加净出口。出口不行了,就增加投资;投资不行了,就促进消费。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这么描述的。

  “三架马车”作为一个恒等式,没错。但用它来解释经济增长,就犯了大错。

  人们之所以创造GDP,是为了消费。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,我们不是为了消费去创造GDP,而是为了增加GDP才刺激消费。我们制定8%、9%的增长目标,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拼命刺激消费。消费本来是目的,现在变成了手段。例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,汽车销售不好,就补贴汽车;家电销售不好,就补贴家电……为了追求GDP而消费,目标和手段完全颠倒了。

  再看投资。为什么要投资?因为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,增加未来的消费。今天投资1块钱,明天可以回报比1块更多。如果不这样,投资就是浪费,不值得进行。但看一看我们现在,投资是为什么?为了增加总需求(或者说为了增加就业),投资与效率毫无关系。如果不考虑创造价值,只是为了增加GDP,创造就业机会,办法有很多。让1000万人当小偷,然后再让1000万人当警察抓小偷。这2000万人都有工作了,但有什么意义呢?

  接着看净出口。亚当·斯密和大卫·李嘉图200多年前就指出,贸易是互惠的,所以自由贸易创造财富。这才是我们需要贸易的原因。但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家不这样认为,他们回到了重商主义时代,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能增加财富。比如,一个国家出口100万,进口90万,出口大于进口,贸易对GDP贡献是正的。如果一个国家出口1000万,进口1100万,出口小于进口,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。这不是很荒唐吗?现在,每到金融危机之后,所有国家就想办法限制进口增加出口,搞贸易保护主义,结果是两败俱伤。

  还有储蓄问题。我们常说,经济要发展,要增加投资。投资哪儿来?靠储蓄。但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说,储蓄是坏事,花钱是好事,还把它表述为“合成谬误”现象。个体的善不等于总体的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,但用到储蓄上就不合适。凯恩斯理论其实是一个经济波动理论,我们却把它变成了经济发展理论。

  8新古典理论的矛盾与缺陷

  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人很多,包括凯恩斯本人,但它的生命力很强,为什么?因为它形式上太完美,让人着迷,所有毛病和缺陷都被认为是可以原谅的。

  过去100多年,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创新都没能摆脱新古典理论的范式。经济学家做了大量努力,包括提出经济增长理论,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,想把增长问题放进去,但就是放不进去。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技术进步,这显而易见,但技术进步哪来的?新古典增长理论不知道,所以生产率的提高被称为“剩余”。新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要好一些,涉及人力资源投入和知识储量的自我积累,但还不够,因为不是所有投入都有成果。日本的研发费用占GDP的3%,在发达国家里最高,但过去二十年经济停滞不前。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,解释生产率是怎么提高的。

  好的经济学应该是个统一体。过去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发展,所以出现了发展经济学;又因为过去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均衡,没办法解释经济周期,所以又出现了宏观经济学。就这样,经济学出现了四分五裂的景象。

  有人想为新古典理论辩护,不断修补它,例如芝加哥学派。但由于他们的观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范式上,难免爱屋及乌。比如弗里德曼认为,理论是否正确和假设没有关系,不需要限制假设,甚至越不现实的假设,越是好理论。这有点强词夺理了。应该说,如果理论的假设和现实偏差太大,即使预测对,也不一定是好理论,可能是因为“瞎猫碰上死耗子”。

  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,所以经常出现矛盾,比如他们对反垄断法的看法就前后不一致。1960年代前,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《反垄断法》,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的。1980年代后,他们态度开始改变。这是因为上篇提到的Armentanono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没法解决。最后他们提出政府失灵理论,对抗市场失灵理论。结果变成了一个经验问题:政府会失灵,市场也会失灵,就看谁的失灵更多。这就是逻辑不一致,对市场支持不彻底,所以不能决定谁输谁赢。

  经济学有这么多问题,一个重要原因是受数学应用的束缚。数学本来是经济学研究的工具,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,但现在,经济学几乎变成了数学的奴隶。所有经济问题都以数学上可处理来设定,如果数学上不能处理,就避而不谈。亚当·斯密的分工交易、规模经济等重要理论,经济学家们放弃了,只剩下均衡,就是因为数学上没办法处理分工和技术进步。企业家这么重要,应该说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,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看不到企业家的身影,也是因为没办法用数学来模型化企业家的决策。

  保罗·克鲁格曼说“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”,这是一针见血。现在很多人写经济论文,你问他为什么那么假设,他说不这样假设数学上没法处理。这就是本末倒置,削足适履。用数学是为了研究经济学,而不是让经济学去迎合数学。经济学要真正进步,一定要放下数学这个包袱。

  9经济学的曙光

  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,没希望了?曙光还是有的。要理解市场,不得不说奥地利学派。我认为,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目前为止对市场经济理解最透彻、最正确的经济学说。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,市场是个动态过程,而不是静态均衡;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利用新信息,发现和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;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根本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。

  1929年大危机,只有两个人预测到,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,他们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。要理解经济周期,不读哈耶克的《价格与生产》是不行的。他也因为经济周期理论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,预测到的也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,如国际清算银行研究部主任William White等人。

  奥地利学派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、对称。相反,它认为正因为信息不对称,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。信息在企业家脑子里,在每个人脑子里,它是主观的,任何中央计划机关都不可能收集到。好比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-Pad,如果你不让他去做,这个信息就是没有的。这个信息只有在市场过程当中才显现,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。

 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,“别针工厂”与“看不见的手”之间没有矛盾,技术进步与竞争之间没矛盾。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;反过来,技术进步也是企业竞争的手段。技术进步在市场经济下是内生的,亚当·斯密2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,但理论家直到最近才重新提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,重新发现了新大陆(15.770, -0.61, -3.72%)。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——例如,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,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;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,为什么要生产iPad?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。有人说分工专业化、规模经济与“看不见的手”不相容,那是在古典经济学里按数学证明的均衡理论中才存在的矛盾,在奥地利学派里没有。

  外部性、不完全竞争、非对称信息,都不会成为破坏市场的力量。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,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。说它们是市场的运行方式,是因为如果没有市场,这些外部性和非对称信息本身就不存在(如没有分工,就没有产品信息的不对称);说它们是市场存在的理由,是因为许多市场机制(如品牌)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。政府的干预——不让企业家发挥作用,不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自主性,才是破坏市场的主要力量。任何阻碍企业家自发创新的政策,本质上都是计划经济。

  市场真正的破坏力量在哪里?在政府对市场没有约束的干预。像柳传志、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,成天在市场摸爬滚打,未来投资什么、生产什么,还需要一天生意都没做过的发改委官员来指导,这不是很可笑吗?政府制定的所谓“产业政策”,基本没有成功的。如彩电行业,1990年代国家支持的“定点企业”都垮了,现在风光的品牌企业没有一个是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。联想是政府扶持的吗?腾讯公司是吗?都不是。让产业政策指导企业家投资就像让瞎子引路,一个人也许视力不好,看东西不是很清楚,但如果你让一个瞎子领一个视力不好的人往前走,结果只会更糟糕。

  10研究范式的转变

  搞学术研究的人喜欢读最新的文献,隐含的假设是:科学总是往前走的,今天的理论比昨天的理论更正确。其实这不对,科学也可能倒退。举个例子,日心说不是哥白尼最早提出的。公元前200多年,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,认为地球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,但他的理论不被人接受。托勒密的地心说长期统治人类的思想,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《天体运行论》,日心说才被接受。

  经济学也是这样。凯恩斯理论出现在亚当·斯密理论160多年后,难道就比亚当·斯密理论正确吗?不一定。

  1930年代,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中,大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站在支持计划经济的一边,只有奥地利学派坚决反对计划经济。最后,到1990年苏东计划经济彻底崩溃,才证明了他们的正确。不过,人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
  我并不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它的价值。像“地心说”,之前被认为是对的,它确实可以解释很多人们日常观察到的现象,对于指导农民种地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如果用于指导航海、指导宇宙空间旅行,就会发生误导。同样,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我们理解供求如何影响价格、价格如何影响资源配置,以及对我们预测政府管制价格的后果(如短缺、排队、走后门、腐败),是有价值的,但它没有办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取舍。

  科学发展最大的阻碍可能是科学家本身。受过严格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人,接受新的学术范式很难,所以理论体系变革不容易。不过,既然新古典理论的体系、模板有这么多问题,我们应该想一想,未来经济学研究应该向何处去。

  经济学的走向非常重要,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。有一种思想,就会有相应的行为。希特勒相信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性,所以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;有人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好,所以有了苏联、朝鲜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。

  我们必须认识到,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利益冲突,还有理念冲突。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。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,雇主和雇员、农民和工人、干部和普通老百姓(54.300, 0.05, 0.09%),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,这社会就真的没希望了。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,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,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。

  米塞斯说,“社会问题是社会学术状态的结果”,有什么样的社会学说,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。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有偏颇的,很多问题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起的。如果我们相信,减少无知可以减少冲突,人类的明天就永远有希望。

  在经济学过去200多年的发展中,中国经济学家做的贡献并不多。如果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未来发生大的转型,中国经济学家也许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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